从史料记载的黄帝(黄帝时代处于仰韶文化中晚期)开始，直至北宋，沿黄河地区的经济、文化发展一直走在中华民族的前列，华夏文明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中心也一直在沿黄地区。

　　可以说，黄河滋润的中原大地，连同土地上孕育出的农耕文明，奠定了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的基础。

01、黄河流域是古代农业的源头

　　绵延万里、奔流不息的黄河，自古以来就是人类繁衍的沃土和文明的孕育之地。《孟子·滕文公上》曾记载黄河流域“草木畅茂，禽兽繁殖”。

　　农业是文明之母，可以说，黄河流域为中华民族孕育了灿烂辉煌的农耕文明。黄河流域农业的起源，奠定了农耕文明的基础。

　　中华文明以农耕文明为基础，最早体现黄河流域原始农耕文化成就的是种植粟和黍。在中国古代主要粮食作物中，粟和黍一直占据着重要地位。粟黍作物是中国起源的重要农作物，使得我国也逐渐成为世界上重要的农业起源地。

　　据相关资料显示，黄河流域是最早栽培粟和黍的地方，是种植这两种作物的旱地农业起源的大温床。粟，俗称“谷子”，脱壳之后称“小米”。黍，也称为“糜子”，去皮后称“黄米”。

　　粟黍的作物习性与黄河中上游的生长环境完全契合，其耐旱、耐瘠、生长力强的特点，也使其在黄河上游的山地边缘地区，被栽培、起源之后迅速向西传播。

　　大约在西周以前，中原地区的农业种植就主要以粟黍为主。春秋到汉代时，中原农业作物已有“五谷”“九谷”之说。故此，中原人又被称为“粮食之民”。

　　黄河流域河南境内的土壤主要是黄土，含有大量的氮、磷、钾等作物营养元素，具有一定的天然肥力，不需要进一步分化，即可生长植物。用木、石等简单的工具就可耕作，加上土层深厚，便于保墒蓄水，在当时的生产力条件下，中原地区最适宜于人类获取生活资料和发展生产，故而在这里最先发展起了原始农业。

　　“中国农业的起源与发达、农业技术的发明与创造、农业的制度与理念，均与河南密切相关。” ——这是相关学者在谈到中原文化与中原崛起时提出的一个重要观点，它完全符合中国农业文化和中原农耕文化发展的实际。

　　现今，河南早已是全国粮食生产核心区、全国小麦主产区，“中国粮仓”地位举足轻重，已然形成“中原熟，天下足”的粮食供给体系。这也充分说明，黄河流域河南境内，自古至今，都是最适宜农作物生产的地方。

02、仰韶是中国农耕文明的源头

　　仰韶文化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文化，是刀耕火种的代表，是中国史前文化之，中国农耕文明的起源，点亮人类早期文明的缕曙光。

　　仰韶文化是新石器时期的重要文化，也是新石器时代的开端和标志。制陶业、农业、家畜饲养业和磨制石器制造业的出现，是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要素。

　　仰韶时期的人们过着以粟作(或称为旱作)农业为主，畜牧、渔猎和采集为辅的定居生活，展现了从“茹毛饮血”到“刀耕火种”的史前社会变迁。仰韶文化时期的生存环境、居住模式、村落形态、经济手段、日常生活等文化形态，是原始社会到氏族社会、渔猎文明向农耕文明过渡的见证。

　　多学科研究表明，大致在仰韶文化半坡阶段旱作农业经济成熟起来，形成了固定的农作物种植结构和家畜饲养模式，并在庙底沟阶段，伴随着彩陶迅速向周边地区扩张。可以说，仰韶文化奠定了中国传统旱作农业的基础，也是华夏文明起源的重要经济基础。

　　仰韶文化时期的农业的发达，主要表现在仰韶文化的农业定居村落发现多，面积大，内涵丰富，出土的农业劳动生产工具以及与农业生活相适应的用具相当多，并且还有不少农作物遗存发现。

　　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农业生产工具，与农业生活相适应的生活用具，无论是数量和种类都相当多。用于砍伐林木、开垦耕地的农具，主要有石斧、石铲、石锄等生产工具。

　　与农业生活相适应的陶质器皿出土数量更多，种类包括鼎、釜、灶、罐、碗、盆、等炊具、饮食器、水器和容器四大类。

　　新的考古发现已经证实，仰韶文化时期不仅是世界上最早发明陶器和彩陶的地方，也是原生的农业起源地之一，而且有两大自发的农业系统——大米和小米(包括黍和粟)农作在南北并行发展，这在世界上是獨一无二的。

　　仰韶文化遗址中发现的农作物遗存，有粟、黍、高粱等，还发现有蔬菜作物种子。在西安半坡遗址中，就发现有粟和菜种遗存;姜寨遗址则发现有粟和黍两类粮食作物遗存;河南郑州大河村遗址则发现有高粱遗存，这说明了在大量种植谷物以外，当时的先民也开始栽培蔬菜。

　　仰韶先民们收割农作物的的工具，主要有石刀和陶刀，刀为长方形，形体较小，一般两侧带缺口，可用绳索固定在掌中使用。谷物加工工具有石磨盘、魔棒等。

　　在仰韶遗址出土的各类生产工具表明，当时的社会已经具备基本的农耕和畜牧的条件，表明已由依赖自然的采集渔猎经济跃进到改造自然的生产经济。

　　仰韶文化时期的社会结构也发生了转变，即从母系社会转向父系社会。随着农业的发展，男子逐渐从渔猎活动转入农牧业生产领域，男人的体力更适合耕作，成了社会生产的主要力量，从而取得权力，母系社会开始进入父系社会。

　　因此，仰韶文化时期农业的发展、生产工具以及社会结构的转变，为中国农耕文明的起源与形成，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，并创造了良好的条件。